香港的教育政策改革在 2000 年初全面啟動，除了課程改革，學校管理模式的改動也是教改的重點之一。2004年7月8日，立法會通過《2002年教育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，當中針對學校管理架構的《校本條例》於 2005 年一月正式生效。所謂校本管理（School-based Management），就是將權力下放，讓學校有更大自由度，按學生的需要去為課程規劃、人力資源分配、財務預算等項目下決策。相比起從前的中央管治，校本管理無疑提高了學校運作上的靈活度與彈性 — 大前提是需要有一班懂得如何管理的團隊帶領。

在校本條例實施後，香港教育確實添了一番新景象；很多新的教育理念應運而生，踏出脫離單元化填鴨式教育制度的第一步。亦有不少學校在執行校本管理後，教學質素有所改進。可是，近來因有教師自殺，暴露了校本管理的弱點 — 校長濫權的行為開始浮面。

雖然官方文件會告訴你，政府支持的是一個共同決策的架構，容許所有持份者，包括辦學團體、校長、老師、家長、校友，甚至獨立人士去參與決策，但只要你細心再看一眾持份者的身份，便知道決策權根本不可能公平攤分。老師身為種種政策執行者，地位未見因為《校本條例》而提升，在決策層面的影響力完全取決於校長的管治取向。但令一邊廂，校長卻被賦予人事與資源分配權，如續約不續約、分配工作等決策權；這其實變相將校長與教師的身份距離拉得更遠，上司與下屬的關係比從前明顯。

教育界當中有不少優秀的教育領袖，他們不只能將得來的權力繼續下放及攤分，更能信任老師，讓「教學自主」能在校本管理模式中發揮到最大的效果。近日發生的事件，卻揭露了那一直存在的問題 — 有老師需要屈服於校長的極權下，「校本管理」變質成「校長管理」。

大部份校長都是教師出身，他們教學經驗不容置疑，唯欠管理技巧，有人會用管理課室的形式去管理學校、用跟孩子溝通的模式面對下屬，費時失事。數年前在攻讀一個課程時認識了一位老師，她告訴我任教學校的校長甚麼也愛管，對老師評頭品足。一次這位朋友剛下課，捧著練習簿往教員室走。校長迎面而來，對她說：「X老師，你做咩行路行咁慢㗎？行快D啦，要有D衝勁啊！」當上至課程教案，下至行步路都是校長的管轄範圍，你叫老師如何是好？

老師受壓，投訴無門或被閒置，間接導致悲劇發生。楊潤雄局長還好意思搬出數據；他說自 2013 年一月至上學年（即約五年間）教育局接獲 501 宗投訴，當中 的 173 宗涉及學校教職員投訴。在已完調查的 114 宗裏，有 32 宗屬指控成立及部份成立，局方已經跟進。五年，32 宗，即只有 6% 的投訴值得被局方關注？老師可以信賴這種如同虛設的機制嗎？楊局長，你讀稿時尷尬不尷尬？

教育是一門完全以人為本的行業，一所沒有學生的學校只不過是一幢平平無奇的建築而已。同樣地，一所有學生但沒有老師的學校亦算不上一所學校。教與學就是老師與學生日復日、年復年互動的結果。所以當老師的千萬不要妄自菲薄，要相信自己在教學上作的每個大大小小決定，因為最清楚學生一切的正是前線老師，所以老師的意見和決擇在學校裏具有一定的重量。這種自信既非對學校管理層的抗議，亦不是權鬥，而是一種證明，或許可以平衡一下管理層與教師間的懸殊地位。自信是互信的起點，能夠收窄人與人之間的鴻溝。成功的改革不會來自從上壓下的政策，無論是身處在「校本管理」抑或「校長本管理」下的老師，請相信自己能為下一代帶來改變，因為政策是死的，相反，人心的改革卻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