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期間，英國的寄宿學校協會（BSA）召開國際會議。很榮幸我代表香港出席這場視頻盛會。
BSA是頗有地位的組織。英國各家寄宿學校的校長或代表齊集一堂，討論國際病毒疫情之下，英國的寄宿往何處去？因為寄宿學校的學生早有三成到一半來自世界各地，他們不能再關上門，聆聽邱吉爾或艾登豪（英國寄宿學校畢業的首相），和保守黨議員的意見，而是要對外聆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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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點展示了英國人的含蓄和幹練，他們冷靜估算，知道自己的弱點，也了解自己的逆境。他們有一連串粉飾國家形象的007電影，但最新的一集No Time To Die也遙遙上映無期要考慮出售給Netflix，英國的寄宿學校就不會幻想自己是九十年前的帝國堡壘。
在國際大會上，他們謙遜坦率地問各國代表：經過一年驚濤駭浪，大家認為我們有甚麼改善的地方？
校長都耐心解釋國家遇到的困難，英國的法律，保險公司和學生安全的考慮，各自的應急措施，以及最重要是對學生幸福和前途，時時銘記於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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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透露英國寄宿學校已經成立了一個「冠狀病毒約章」（Covid Charter），盡量統一學校防疫步驟。大家都認為長期視訊上課不是辦法，必需利用最大的時空優勢，讓學生有正當的校園生活。
各校都在做自己的數據統計，與教育部官員保持密切聯絡。他們問我的意見，每位與會者發言最多十五分鐘，我由亞洲的社會文化發表了我的看法。
法國中學基本上都免費，私立學校沒有甚麼地位。但自從威靈頓勳爵和拿破崙的戰役之後，很少聽過法國人對英國人表達濃厚的友情。法國代表大讚英國的寄宿學校有強烈的責任心，管理疫情有令法國人敬佩的紀律步驟。我看見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法國這一組拉丁語系的國家，在疫情中如此慘重，也能想像為甚麼兩百多前滑鐵盧一役，不可一世的拿破崙也要向英國俯首稱臣。
最令人感動的地方是各國代表和英國寄宿學校校長，都以文明而諒解的方式，設身處地，想到對方的困難，也告訴對方自己的苦況。政府、學校、學生，三者之間應如何協調？即使兩個人跳一場探戈，也要心靈高度的交流，何況利益與立場衝突而難以調和的三方面，要融和成三位一體是多麼的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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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SA選中我代表香港是我的榮幸。不是我做得特別出色，或許因為我的寄宿學校背景，他們知道我說話有分寸，然而他們總是不忘鼓勵我要坦率。
我替香港做了一次教育大使，替香港的家長做了一次申訴專員，我也希望替香港的許多有志去英國讀書的中學生，做了一次真正的香港教育代表。我深信當塵埃落定，晴朗的天空必重至。當瘟疫散盡，在五月的青草地上坐下，在黃花之間野餐，遠處有一條河，天鵝在拍打翅膀，那時我們會重聚。
